1978年12月23日宝钢工程动工兴建，这是1949年以来钢铁工业乃至全国建设工程中投资最多、技术最新、难度最大的一个工程项目，举世瞩目，举国关注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队伍汇聚上海宝山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，涉及面广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需要一个权威的部门，站在国家立场，以公正的态度来协调各有关方面的意见。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建委主任韩光作为国务代表，协调各部门与省市（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）、部门与部门之间涉及的宝钢建设的问题，我协助韩光同志工作。1982年，因国家机关机构改革，国家建委撤销，韩光同志调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，这项工作又转到国家计划委员会（简称国家计委），国务代表由李东冶担任。1984年3月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决定，为了加强宝钢建设和生产准备的协调工作，确保宝钢一期工程在1985年9月投产，由国家计委、国家经委、上海市以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共同组成宝钢工程联合办公室。根据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每年召开2—3次宝钢建设现场办公会议。

我有幸代表国家计委、国家经委，作为宝钢工程联合办公室的一员，参与了审核督办、协调解决宝钢工程的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，为推动宝钢工程顺利进行略尽绵薄之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包括之后我在国家计委、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（任党组书记、总经理）工作期间，我与宝钢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对宝钢有着很深的感情。我和黎明同志及其领导的团队都非常熟悉，他们有魄力、有远见、有担当，敢为人先。亲眼见证了宝钢一步步成长、壮大，实现跨越式发展，引领中国钢铁业做大做强，为此我备感欣慰和自豪。

宝钢的建设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通过成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，宝钢实现了硬件方面的赶超，使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了20年。

在宝钢建设初期，日本人曾经怀疑中国能否建成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。在宝钢建成运营之前，日本人又怀疑中国是否能管理好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。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，中国钢铁企业在软件方面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，涉及的问题包括：企业运行的体制和机制、企业管理的手段与水平、企业经营理念和战略方针、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的塑造等等。这些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变、一个大的提升，就无法适应先进技术装备高效运行的需要，也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环境中现代化大企业发展的需要。而这些方面的改进和提升，是由黎明同志和宝钢管理团队做出的卓越贡献。

对于建设和运营宝钢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言，先进的硬件和与之相适应的软件是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的。前者是国家的巨额投资和建设者辛勤付出的成果，后者是黎明同志及宝钢领导团队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探索实现的，他们用事实回答了日本人提出的两个问题。

在企业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，宝钢没有搞大而全、小而全，而是主辅分离，突出主业。宝钢用人制度严格科学，以岗定编、精干员工队伍，建立了业绩考核制度并延伸至薪酬福利制度。

在企业管理方面，为适应先进技术装备的需要，宝钢在工程建设阶段实施了有效的工程管理、建设资金管理、工程建设的全面质量管理。在建成后的生产阶段，宝钢又创建了有效的生产组织管理、现场管理、企业财务管理等，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提升了管理能力。

在企业经营和发展战略方面，宝钢赋予自己的使命是生产世界一流产品，与时俱进，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。这是符合国家对宝钢的要求的。为此，宝钢建立了全球营销服务体系，逐步形成品牌信誉。同时通过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创新，建立自己的研发体系，掌握自主创新的主动权。

在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塑造方面，黎明及其领导团队率先垂范，起到了表率作用。创新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，加强全员政治轮训，促进员工行为养成，创建一流职工队伍。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大势，树立新的观念，对国家、社会、环境负责，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。

在宝钢建设初期，邓小平同志视察宝钢时，曾经预言：“历史将证明，建设宝钢是正确的。”《邓小平年谱1975—1977》（上册），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4年7月第1版，第538页。我们高兴地看到，30多年来，宝钢人沿着黎明及其领导团队开创的宝钢之路，创出了世界一流业绩，建成了世界一流企业。邓小平同志的预言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！

今日的宝钢，又翻开了崭新的篇章。相信传承发扬这样优秀的企业基因，联合重组后的中国宝武集团一定会不负众望，再创辉煌！

（原国家计委党组成员、专职委员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党组书记、总经理石启荣）

揭秘:1978年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背后故事

1977年10月22日，叶志强等到中南海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日见闻和感受:“这是我们这群第一次穿西装、第一次打领带，难得一次出国的中国人亲眼所见。”叶志强风趣地回答说:“有一天日本人请客，服务员送来易拉罐啤酒和饮料，我们没见过，不会用。鬼才知道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，还印上了彩色图案。那个罐头，日本人用手指一拉就开了，所以叫易拉罐，我们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，要用特制的锥子才能撬开它。还有一次，日方安排我们到八幡厂去参观，中国驻日机构人员奉命随行，驻日机构人员代表国家形象，按照外交部规定必须乘坐中国轿车，并且车前要悬挂国旗。那天，由于安排的行程较紧，车队在高速公路上开得比较快，日本车前面开，我们的车怎么也跟不上去，日本车只得走走停停。后来，中国司机不得不冒险加速，这一来，中国车受不了了，车子抛了锚，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。最后，中方人员只得坐到日本车里，中国车让人家的清障车给拖走了。我们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啊！大使馆用的车是我们最好的轿车了，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，既厚又重还要生锈，涂漆后光洁度也不好，而日本用的是冷轧板，酸洗、镀锌、电烤漆，轻盈、透亮……”

中央领导被震撼了。日本是个岛国，没有铁矿、煤矿，就连石灰石也要靠进口。15年前，中国与日本的钢铁产量相差无几，短短15年，其钢产量竟猛增到了1.19亿吨，是中国钢产量的5倍！

中央领导的心弦被拨动了，本来准备立足国内发展钢铁，在冀东建设一座年产1000万吨的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的思维开始转向。

十大钢铁基地以外的宝钢，就这样开始孕育了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本来要在上海建一个炼铁厂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竟变成要建一个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了。这个钢铁工业基地，最少要花300亿元。中国当年的财政收入才800亿元，10亿人口，每人30元。也就是说，全国人民建钢厂。既然是全国人民建钢厂，那么，就不应该盯着上海选厂址。钢铁基地建在哪里，本来已经定局，现在又成了一个问题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中央决定国家计委、建委和冶金、外贸、交通、铁路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筛选，前提是仿照日本新日铁，沿海，吃进口矿。

调查组重新启程，走访了连云港、天津、镇海、大连等10多个地方，这些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薄弱，难以支撑庞大的现代化钢铁基地，而上海的缺憾有两个:一是长江口水深不够，进口矿要建港转驳；二是地基软弱，需打桩加固，其结果是成本加大。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，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足以支撑这一现代化的钢铁基地。兜了一圈，又回到上海。

专家们提出，把中国这座特大型钢铁企业建在金山卫，提名金山钢铁，与金山石化相呼应。而且金山卫航道水深，滩涂闲置，可以少征农田。

经过紧急调查，最后，专家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。原因是金山卫濒临杭州湾，处亚热带季风登陆的风口，海面风急浪高，海潮、流速大起大落，矿石船停泊时不易停靠码头，而且远离上海钢厂，铁水运送难以解决。

在长江口，还有一个东西方案的比较。西方案是石洞口以西的盛桥、罗泾一带，东方案在石洞口以东，此地离县城较近，且规划区中间有一个滑翔学校可以直接利用作为施工基地，还有一个当年日军侵华时建造的一个3150亩的废弃的机场，可以少征土地，少动迁1145户村民。

日本专家组和上海市领导苏振华、倪志福、彭冲、林乎加、陈锦华等随即到现场踏勘。最后以石洞口以东可以利用废弃的丁家桥机场，少征3150亩土地和少动迁1145户村民决定了下来。陈锦华说，上海南有金山，北有宝山，遥相呼应，为国家积累金银财宝。就这样，宝钢以宝山而得名。

1978年3月9日，国家计委、国家建委、国家经委、冶金部、上海市正式向中央呈报《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、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》。两天后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相关副总理相继批准了报告书。

但是，好事多磨。3月24日，中日双方签署谈判协议的当天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收到一封令他自己也感到震惊的来信:“宝山厂址有很多弱点和缺陷，地质不好……会产生塌方，美国大湖地区钢铁厂已有先例……”在此前，有著名的科学家也多次提醒过他:打几十万吨钢管桩投资大不说，日后仍然有可能要滑到长江里去……

谷牧立即批示:“报先念、登奎、秋里、世恩同志，这些问题不一定完全正确，冷风不可吹，但问题不能不反映……”

李先念收阅后批示:“我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，我想上海新建钢厂的厂址问题是否再做慎重考虑，或者至少要重新审查一下，然后再做决定……”

一个月后，国家建委组织56名著名专家来到宝钢现场。经18个昼夜的连续实地试验，一份详尽的试验报告直送国务院。

宝钢地基可以处理，建设钢厂绝无问题，专家们一锤定音。

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接到报告后向李先念作了详细汇报。李先念听完，果断地在康世恩的书面报告上批示:“决心已下，万不可再变，要对人民负责。宝山钢铁厂的建设，已经在人民中间传开了，人民要求我们把这个厂建设好！”

1978年5月14日，上海市“革委会”、冶金工业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《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》，1978年8月12日，国务院正式批复《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》。

至此，宝钢终于呱呱坠地。

（摘自《宝钢故事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）